是什么在喂养我们的儿童？是什么形成了今天的儿童文学传统？｜中国童年专刊

儿童文学是儿童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是什么在喂养我们的儿童？是什么形成了今天的儿童文学传统？

在评论家李京丽看来，胡丽娜的《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研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然，除了传统，儿童文学更强大的力量，还来自于儿童发展不可知的未来。神秘而美丽着的，都是那些尚未盛开的花朵。

《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研究》，商务印书馆

儿童文学是文学领域美丽娇嫩的花朵，是儿童成长中重要的艺术形态和“精神食粮”。西学东渐以来，伴随着西方“儿童观”的出现，英美法德、意大利、丹麦、俄罗斯、日本等国儿童文学作品的涌现，儿童文学作为重要的文学门类进入中国文艺界的视野。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外交困、社会激烈变革的历史震荡时期，在“启蒙”与“救亡”两大思潮的主导下，中国的政治改革家、学者、知识分子、文学创作者、出版人，不仅在政治体制、科学技术、社会制度、思想启蒙方面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社会，还将教育和改造下一代的目光也投向了西方社会。儿童的教育与成长，是关乎“新民”这一“中国之第一急务”（梁启超语）的大事。西方世界的儿童文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大规模译介到中国，点燃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和传播的火花，经过一系列的“异化”或“归化”的历程后，为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胡丽娜的专著《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研究》以大量史料的还原与追踪、经典作品的译介分析、儿童文学在场者的细腻体察和论述，向我们展开了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旅程”。著作向社会回答了一个重大而往往被忽视的问题：一百多年来，是什么在“喂养”我们的儿童？西方儿童文学如何给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养分？放在晚清至民国的历史阶段，这是对当时社会的回应；放在当下的文学与文化语境，这是对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传统的溯源。

“先有儿童，才有儿童文学”，著作从童年观这一概念的建构入手，讨论西方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再回到中国文学的土壤，呈现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与传统儿童文学的“式微”。结合西学东渐背景，逐层推进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的路径和历程：转译—重述—节述—还原，在翻译和“二次创造”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道德教化”、政治意图、教育实用主义观念对西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选择、译介和改造，让西方儿童文学在历经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和“救亡”大潮中逐渐磨合社会需求，最终完成了“把作者领向读者”的“中国化”历程。这一“中国化”历程建立在著作的两个核心价值之上。

研究的时空定位与敏锐眼光。从研究对象来说，“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变异学领域；从研究指向来说，“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研究”可归入文化研究范畴，“它关心的是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时间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无论从哪个角度，这一研究都需要在晚清到民国的时代大历史中，钩沉史料，着眼文学，发现文学与时代的隐秘关联，阐发西方与东方的文化交流与抵抗。胡丽娜的敏锐之处在于，在“翻译目的论，多元系统论和改写理论”的理论前提下，将中国译者对西方儿童文学的发现与转译、重述与改写，还原时空坐标，放在时代背景和文学传统视野下进行分析。一是将西方儿童文学的引进与社会的“启蒙”与“救亡”两个重大主题结合起来，从翻译目的论角度阐释译者的转译或重述初衷，将为了“未来国民养成”的翻译目的，落地到政治意图或教育意旨上进行条分缕析，比如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豪杰译”和叶圣陶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二是敏锐捕捉到中国文学的“道德教化”“诗言志”传统，发现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改造历程中具有强烈的“道德教育”特点，比如林译小说以及孙毓修改编《童话丛书》时的“加楔子”“加点评”。

现代性的追求与儿童文学的自觉。尽管研究对象是以西方儿童文学为主体的“中国化”历程，但实际上这一著作更是一部中国儿童文学对西方儿童文学的选择、翻译与接受史。因此，阅读者能在行文中感受到中国对西方儿童文学翻译从“传统”到“现代”转换中的“现代性的追求”。无论是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启蒙，还是郑振铎关于儿童文学的理想建构，赵景深“像童话”式的追求，还是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反道德训诫”，都体现出在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儿童文学自觉自发的现代性追求。它既包括社会思想启蒙的现代性，也包括重视文学审美品格和非功利目的的浪漫的现代性。这意味着，中国儿童文学的主体性和文学自觉在西方儿童文学的译介阶段就已经发生。哪怕到了今天，经过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思潮洗礼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仍然具有强大的“异邦的血统”（曹文轩语），并不影响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一开始就形成的主体性和强大的自主意识。基于这样的文学自觉，我们在看待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时就具有了文学的自主性。包天笑在《馨儿就学记》翻译过程中加入的“扫墓”章节，看似夹带私货，却正是中国儿童文学自主创造的重要起点之一。基于这样的文学自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一众翻译家的“燃灯者”角色与价值也能真正得到凸显。

由于对晚清到民国史料和报刊资料的充分掌握，对儿童文学史的精熟，对儿童文学作品的具身感知，胡丽娜的下笔行文自有一种天然的自信与爽利，她在儿童文学的时间进程中艺海拾珍，在汗牛充栋的译介材料中钩沉精选，在文化研究的宏观视野与文学作品译介的微观勾连中闪耀真知灼见。

回到儿童文学被阅读和接受的现场。儿童在接触文学作品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儿童文学这些艺术类型的划分。这些童话故事、寓言、散文、图画，是他们对人类社会的最早认知和建构，是道德规则的朦胧呈现，是“真善美”意识的最早萌芽。而儿童文学的话语表达和组合方式，是他们思维形成的母体，是他们较早接触的逻辑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西方儿童文学在进入由汉语构建的中国文化场域以后，经过成人的选择、转译、重述、改写，不可避免地“中国化”，否则就无法与汉语环境契合。当然，从接受者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学传统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晚清到民国的文学传统，是在“洋为中用”“拿来主义”以后完成的兼收并蓄，是经过筛选、再创以后形成适应本土文化生存的“新经典”（或“重新经典化”）的过程，儿童文学的传统形成也同样如此。

儿童文学是儿童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是什么在喂养我们的儿童？是什么形成了今天的儿童文学传统？胡丽娜的《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研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然，除了传统，儿童文学更强大的力量，还来自于儿童发展不可知的未来。神秘而美丽着的，都是那些尚未盛开的花朵。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新媒体编辑：何晶

配图：出版书影、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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