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哥欠债80万跑路 大伯卖掉祖宅还钱 年后堂哥回来带着小孩跪在门口

那年腊月二十八，天刚擦黑，我正在院子里劈柴。

西北风呼啦啦地刮，吹得墙角那只破塑料桶直打转。我妈站在灶屋门口，手捧着一摞刚蒸好的馒头，脸上还带着热气。

“马上过年了，怎么又来了这么多人？”我妈压低声音问。

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几辆黑色轿车停在大伯家门前。下来七八个穿皮夹克的汉子，个个人高马大，手里拎着酒瓶和铁棍。

我放下斧子，麻溜地绕到后院墙根下。那儿有个缺了口的砖缝，正好够一只眼睛偷瞄。

大伯正被几个汉子围着。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两手不停地搓着，脖子缩得像只老鹌鹑。

“老马，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儿子欠我们八十万，人也跑了，这笔账总得有人来还吧？”

“各位老板，别急，我儿子肯定会回来的，你们再宽限几天…”

“宽限？已经宽限三个月了！再不还钱，这老宅子我们可就砸了！”

说话的是个络腮胡子，手里的酒瓶往地上一摔，哗啦一声，我看见大伯抖了一下。

城里人可能不明白，在我们这种小地方，老宅子意味着什么。那是祖上留下来的根啊。

我记得大伯家那座老宅有一百多年了，进门右手边的那根木柱子上，还刻着历代子孙的名字和身高。大伯的名字在第三排，我堂哥的在最后一排。

那晚上，大伯哭了。

我从没见过大伯哭。他在村里是响当当的人物，年轻时参过军，退伍后当过生产队长，后来办砖厂，还修了村里第一条水泥路。村民遇到什么难事，都喜欢找他拿主意。

可那天晚上，他在院子里抹眼泪，肩膀一耸一耸的。我妈悄悄端了碗姜汤过去，回来时眼睛也红了。

“堂哥真的欠了那么多钱？”我问。

“赌博欠的。”我妈叹了口气，“去年跟着城里人学会了打牌，一开始小赌，后来越赌越大。”

我大伯只有这一个儿子，比我大五岁。小时候，他带我去河边抓鱼，教我骑自行车，我眼里的神仙哥哥。

高中毕业后，堂哥去南方打工了。每年过年回来，口袋里总是鼓鼓的，给村里老少都带礼物。大伯和大娘在村里人面前笑得合不拢嘴。

谁能想到，风光了这么些年的堂哥，竟然栽在了赌桌上。

第二天一早，大伯敲开了我爸的门。

“老三，帮我个忙，去镇上找小王估个价。”

小王是镇上唯一的房产中介，专门收购老房子。

我爸叹了口气：“大哥，你真要卖老宅？”

“不卖能咋办？那帮人说了，大年三十之前要钱，不然…”大伯没往下说。

我看见大伯的手在发抖，手背上的青筋像一条条小虫子。他的指甲缝里还有昨天劈柴的木屑，倔强地不肯掉落。

卖房子的事，大伯没告诉大娘。这么些年，大娘的腿脚不好，很少出门，成天坐在老宅子的炕上，一边看着窗外的柿子树，一边织毛衣。那棵柿子树是大娘嫁过来时候亲手栽的，如今比房檐还高。

大娘最爱那座老宅子了。每逢清明，她都要亲自擦拭祖宗牌位；每到冬至，她都要在院子里支起一口大锅，蒸一整屉枣花馒头，分给左邻右舍。她常说：“祖宅在，根就在。”

腊月二十九，雪下得正大。

我在自家院墙后面偷偷看着。小王带着四个人来到大伯家，拿着卷尺丈量房子，不时在本子上记录。大伯站在一旁，不停地搓手，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马师傅，按现在的行情，这老宅子加地皮，最多值四十万。”小王合上本子说。

“才四十万？”大伯声音颤抖，“可我儿子欠了八十万啊！”

小王摇摇头：“这年头谁要老宅子啊？砸了重建成本太高，卖给你这个价已经够意思了。”

我看见大伯的背一下子弯了下去，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

“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卖吗？”小王问。

大伯沉默了一会儿，慢慢走到院子角落的木箱前。那是他的老物件箱，里面装着他珍藏多年的宝贝：参军时的军功章、当队长时的奖状、办厂时第一批砖坯样品，还有他最珍视的那块”村民信任奖”匾额。

他一件一件拿出来，小心地摆在木桌上。

“这些…能值多少钱？”

小王摇摇头：“这些东西，只对你有价值啊，老马。”

雪越下越大，我看见大伯的肩膀上积了一层白。

大年三十那天下午，天放晴了。

大伯拖着行李箱，拎着大娘，住进了村头我家的老宅。我爸是他亲弟弟，主动腾出了正房给他们住。

“大哥，别想太多。房子没了可以再盖，人没事就好。”我爸安慰道。

大伯摆摆手，脸上的皱纹像是被人用刀刻出来的。他最终卖了老宅子，加上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凑了六十万。剩下的二十万，是我爸偷偷拿出来的。那是我爸准备给我买婚房的首付。

“后生仔，叔叔对不起你。”大伯红着眼睛对我说。

我摇摇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年夜饭上，大伯一口酒也没喝，大娘也没吃几口饭，碗里的鱼肉都凉了。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安静的一个除夕夜。

电视里的春晚笑声不断，可屋里却像结了一层冰。

往常，这个时候堂哥应该已经回来了，手里拎着南方的特产，口袋里塞满了红包。大伯会笑着倒满一圈酒，夸他儿子有出息。

而今年，他的位置空着，像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

年初一早上，我起床时看见大伯已经在院子里劈柴。他的动作很慢，但很有力，斧头每一次落下，都像是砸在什么人身上。

“你说，我儿子他，还会回来吗？”他忽然问我。

我不知如何回答。

外面响起鞭炮声，村里的小孩子们欢笑着跑来跑去。

年总是要过的，日子也得继续。

大伯开始找活干。他年纪大了，干不了重活，就帮村里人修修水管、钉钉桌椅，有时去镇上帮人看店。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来，腰弯得更厉害了。

大娘的情况越来越差。自从搬家那天知道老宅被卖，她就像变了个人。整天坐在窗边，眼睛盯着我家院子里那棵柿子树，却不是她亲手种的那棵。有时候，她会突然问：“今天儿子回来吗？”

没人敢回答她。

春天过去，夏天来了，又是一年麦收时节。村里人家的晾晒场上铺满了金黄的麦粒，阳光下亮晶晶的。

那天下午，我骑摩托从镇上回来，远远地看见村口停着一辆出租车。

一个瘦高的男人，牵着个小男孩，站在我家门口。

我的心猛地一跳——是堂哥！

他比离开时瘦了一大圈，下巴冒出了胡茬，眼睛深陷，像是生了一场大病。而那个小男孩，五六岁的样子，怯生生地躲在他身后，抓着他的裤腿。

我下意识地刹住车，藏在路边的槐树后面。

堂哥敲了敲门，没人应。他犹豫了一下，慢慢地跪在了门前，那个小男孩也跟着跪下了。

这一跪，像是天塌了。

村里人都知道大伯卖房的事，有人认出了堂哥，很快围了一圈。七嘴八舌的议论声里，堂哥一动不动地跪着，额头抵在门框上。

“这不是马家的大小子吗？欠了一屁股债就跑，害得老马卖了祖宅！”

“还有脸回来？”

“那小孩是谁啊？”

我听见有人小声问。

“听说是他在外面有了家，这是他儿子。赌钱输了，连老婆都跑了，就剩这个拖油瓶。”

“哎，造孽啊…”

大伯正好从田里回来，远远地就看见了跪在门口的人。他脚步一顿，接着大步流星地走过去。村里人自动让出一条路。

堂哥抬起头，嘴唇嗫嚅着：“爸…”

大伯立在他面前，两手紧握成拳。

我以为大伯会扇他一耳光，会破口大骂，会把他赶走。

但大伯只是站了很久，久到村里人都不说话了，久到那小男孩的膝盖在地上跪红了一片。

然后，大伯蹲下身，轻轻抱起了那个小男孩。

“饿了吧？爷爷带你吃饭。”他的声音很沙哑，却很温柔。

我不知道大伯怎么认出那是他的孙子的。也许是那双眼睛，和堂哥小时候一模一样的大眼睛。

堂哥还跪在地上，头深深地低着。大伯没有扶他，只是抱着孙子进了屋。

那天晚上，我家的饭桌上多了两个人。

大娘看见孙子，一开始不认识，后来堂哥喊了声”妈”，她才回过神来，颤抖着手摸摸小男孩的脸：“这是…这是我们家的娃啊？”

小男孩怯生生地叫了声”奶奶”，大娘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她一把搂住小孩，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饭桌上，大伯问：“债还清了吗？”

堂哥摇摇头：“还差二十万。爸，我这次回来就是要——”

“不用说了。”大伯打断他，“明天，我带你去找那帮人，把剩下的账结清。”

堂哥愣住了：“您…您哪来的钱？”

大伯没回答，只是看了我爸一眼。我知道，那是我的婚房首付。

吃完饭，堂哥在院子里抽烟。我走过去，问他：“这些年，你去哪了？”

他深吸一口气，烟头在黑暗中明明灭灭。

“东躲西藏。打零工，送外卖，干过保安，也做过销售。”他的声音很低，“最惨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就睡在桥洞里。”

“孩子他妈呢？”

“走了，带着所有积蓄。也怪不得她，谁愿意跟一个赌鬼过日子？”

远处传来蛙鸣声，夏夜的风吹过来，带着稻田的清香。

“想过回来吗？”我又问。

他沉默了很久，才说：“每天都想。但我不敢，不知道怎么面对爸妈。直到儿子问我，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有爷爷奶奶，他没有。”

我看着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堂哥，如今像条丧家之犬，心里五味杂陈。

第二天，大伯带着堂哥去了城里，把剩下的二十万债还清了。回来的路上，大伯问堂哥：“以后有什么打算？”

堂哥捏着拳头，声音哽咽：“爸，我对不起您和我妈。我…我想留在村里，重新开始。”

大伯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多说什么。

那个夏天，堂哥在村里住了下来。他起早贪黑地干活，白天帮村里人耕田种地，晚上去镇上餐馆刷盘子。

他的手上起了泡，晒得黝黑，看起来像个地道的农民。小男孩在村里的小学上学，每天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去田里找爷爷。

我经常看见大伯、堂哥和小男孩三人蹲在田埂上，分享一包花生米，有说有笑。大伯的笑容渐渐多了起来。

转眼到了秋天，村里的柿子树结满了果子，红彤彤的，像一盏盏小灯笼。

一天下午，我骑车经过村口，看见堂哥在和人说话。走近一看，是小王，那个房产中介。

“…两百万，这个价格绝对公道。”小王说，“开发商看中了这块地，要建别墅区。”

堂哥摇摇头：“不卖。这是我爸用老宅子换来的地，我不能再卖了。”

小王还想说什么，堂哥已经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和堂哥喝了点酒。

“你知道吗，最让我后悔的不是输了钱，不是欠了债，而是让爸妈卖了祖宅。”他眼睛湿润，“那是我们家的根啊。”

我拍拍他的肩膀：“大哥，房子没了可以再盖，人没事就好。”

这话像是在哪里听过。

“我准备在这块地上重新盖房子。”他突然说，“不，是盖老宅子。按照原来的样子，一砖一瓦都要一样。”

我愣住了：“你哪来的钱？”

他笑了笑：“这些年，我学会了一门手艺——木工。南方那边，古宅修复工很吃香。我想开个木工坊，专门修老家具，做老式的门窗。”

我有些惊讶：“你之前不是在电子厂上班吗？”

“是啊，可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输那么多钱吗？”他苦笑，“因为我太空虚了。每天面对流水线，像个机器一样重复同样的动作。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后来发现赌博能让我感到刺激，好像活过来了一样。”

他抿了一口酒：“直到我在桥洞里的那段日子，有个老木匠收留了我，教我做家具。看着一块木头在我手里成型，变成有用的东西，我才找回了一点自信。”

院子里，小男孩正和大伯一起逗猫。大伯笑得像个孩子。

“老宅子会回来的。”堂哥说，语气坚定，“我欠爸妈的，这辈子都还不完，但我会尽全力去补偿。”

第二年春天，老宅子的地基动工了。堂哥亲自打下第一锹。

工地上，我发现角落里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刻着：“罪人马某之子，重建祖宅，以赎前愆。”

大伯看见了，悄悄把牌子拿走了。

等房子封顶那天，全村人都来帮忙。大伯站在新盖的老宅门口，眼睛里闪着光。堂哥的木工坊也开张了，做的第一件活就是重刻家谱牌位。

新宅子和老宅子几乎一模一样，连门楣上的那道裂缝都被复制了出来。唯一不同的是，院子里多了一口水井，是堂哥亲手挖的。

大娘是第一个搬回去的。她颤巍巍地走进院子，看见那棵新栽的小柿子树，摸着树干说：“等它长大了，我们家又能吃上自家的柿子了。”

那天晚上，全家人坐在新宅子的堂屋里吃饭。饭桌上，大伯把一本存折推到堂哥面前：“这是你欠的钱，我已经替你还了。从今往后，你欠的不是钱，是做人的道理。”

堂哥跪下了，像当初在门口一样。但这次，大伯扶他起来，用力抱住了他。

“爸，我有个想法。”堂哥说，“这座新宅子，我想办成’戒赌互助中心’，帮助那些和我一样的人。”

大伯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好主意。”

如今，那座重建的老宅已经成了村里的地标。院子里的柿子树长高了些，也结了小小的果子。大伯和大娘天天乐呵呵的，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堂哥的木工坊生意不错，很多城里人慕名而来，订做老式家具。他还真的办起了互助中心，帮了不少迷途知返的人。

有时候，我会看见堂哥和儿子坐在院子的老柳树下，教他认字、算账，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你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名字在那根柱子上吗？”他问儿子。

“因为这是我们家的房子？”小男孩回答。

堂哥摇摇头：“因为家不只是房子，家是责任，是根，是爱。”

傍晚时分，夕阳把老宅子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那道影子里，站着三代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