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定格数万儿童的苦难：罗马尼亚生育政策下的悲剧与救赎

一张传遍全球的照片，将罗马尼亚数万儿童的绝境公之于众。这背后，是 20 世纪后半叶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推行的生育主义政策，一场以 “提振经济” 为名，却将无数孩子推入深渊的人为悲剧。

20 世纪 60 年代末，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掌权后，将人口增长视为提振经济的核心动力。二战后，罗马尼亚女性劳动力占比上升、生活水平偏低，再加上 1957 年堕胎合法化，多重因素导致人口持续下滑，这成为他推行生育政策的直接诱因。

1966 年，齐奥塞斯库颁布770 号法令，全面禁止堕胎 —— 仅允许 45 岁以上、已生育 4 名子女的女性堕胎，或因乱伦、强奸受孕，以及孕妇面临生命危险的特殊情况例外。

配套政策进一步将生育绑定为公民的 “义务”：无子女家庭需缴纳高额税款，25 岁以上无论婚否均需征税；国家停止进口任何避孕药具，离婚程序变得异常繁琐；而生育 3 名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可获得政府发放的生活补贴。

这些政策确实短期内推高了罗马尼亚的人口出生率，但对女性、家庭和整个国家造成的压力却难以为继。越来越多家庭无力抚养孩子，只能将其遗弃在孤儿院，而这些机构的条件也随之急剧恶化。到 1989 年齐奥塞斯库政权倒台时，罗马尼亚孤儿院中的儿童数量已达 18 万至 30 万之多。

1989 年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后，外界终于得以进入罗马尼亚。当人们踏入那些孤儿院和相关机构时，眼前的景象让世界为之震惊 —— 这里没有童年的欢笑，只有挥之不去的污秽、饥饿与绝望。

曾探访锡雷特神经精神病儿童医院的药剂师多伊娜・哈拉塞米乌回忆：“起初情况还算尚可，1982 年齐奥塞斯库开始偿还外债后，一切急转直下。不仅机构里的孩子处境艰难，镇上居民连做饭用的煤气、黄油和肥皂都要排队五六个小时才能买到。”

当时，罗马尼亚的普通孤儿院与残疾儿童机构界限模糊，健康儿童与残疾儿童被混同安置，许多残疾儿童甚至被强行从家庭中带走。英国教师、志愿者莫妮卡・麦克达德记得，多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几乎无人看管：“我印象最深的是地下室，那里的孩子多年没见过自然光…… 第一次被带出来时，他们大多紧紧贴着墙，双手遮眼不敢直面阳光。”

《华盛顿邮报》记者玛丽・巴蒂亚塔在报道中写道：“国营机构的二楼，茫然的幼童或躺或坐在铁制婴儿床里，封闭闷热的房间里，他们的额头爬满苍蝇，布满撞向床栏留下的痂痕与淤青。有的孩子在哭泣，更多的则沉默地趴在栏杆后，眼神迷茫，带着实验室动物般的绝望。”

走廊尽头的婴儿床里，更小的孩子瘦得只剩皮包骨，饱受营养不良和疾病的折磨。即便天气炎热，不少孩子仍裹着肮脏的毯子。有记者看到一床静止的被褥，仅露出一小块泛着青紫色的头皮，询问后护工才掀开被子，那具小小的躯体微微动弹，侧过身发出微弱的呻吟。

《每日邮报》的鲍勃格雷厄姆则用两个词概括了最深刻的记忆：“尿骚味，以及无数孩子的沉默 —— 那种死寂比哭声更令人窒息。”

在锡雷特的一家机构里，身体和精神状况各异的孩子被安置在一起。曾在这里度过童年的瓦西里回忆：“即便没生病，我也得吃很多药，还有用来‘镇静’的注射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能让我们睡很久很久。”

而没有残疾儿童的孤儿院，对待孤儿的方式更为残酷。维希内尔・巴兰两个月大时被遗弃在巴克乌的一家婴儿机构，他记得三岁时因尿床遭到惩罚；稍大后转到科马内什蒂的安置中心，不仅年长孩子会殴打年幼者，机构管理员更是对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拳打脚踢。

丹尼尔鲁卡雷努的经历与之相似：一次一群男孩打架被发现，护工竟命令他们互相殴打。他最好的朋友弗洛林 “带着极大的恨意打我，我吓得浑身发抖”。鲁卡雷努后来回忆：“那些地方是灵魂的屠宰场，我们作为人的尊严被彻底抹去 —— 被噤声、被羞辱，个性被一点点消解。”

曾在机构工作、照顾过被误判为 “精神残疾” 儿童的科德鲁塔・布尔达表示，她目睹过无数次殴打，但忽视比暴力更可怕：“没有人爱他们，而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被任何人所爱。”

1990 年，赫尔辛基观察组织在走访罗马尼亚后发布报告，详细揭露了机构的恶劣环境与对待儿童的方式：残疾儿童收容所的屋顶漏水，雨水直接滴落在孩子们的床上；食物有时被直接扔在地上，工作人员几乎叫不出孩子的名字，更谈不上了解他们的健康问题。

医生发现，许多孩子被手铐紧紧铐在床沿，手铐深深嵌入手腕；那些太小或无法自行进食的孩子，奶瓶被随意靠在一堆破布上，一旦滑落就无人扶起，最终只能在饥饿中日渐衰弱。

营养不良在孤儿院中极为普遍，而更致命的是疾病的蔓延。由于注射器重复使用、输血时使用艾滋病病毒感染的血液，乙肝和艾滋病在儿童中高发。

心理创伤则成为孩子们一生的枷锁。后来被英国夫妇收养的阿迪・卡尔弗特，虽不记得孤儿院的具体生活，却对缺水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我以前严重脱水，所以一直很担心水的问题，总怕找不到水喝。小时候我甚至会喝花园里水管里的水。”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掀起了收养罗马尼亚儿童的热潮。1991 年，罗马尼亚甚至被称为 “年度收养热点地区”，每年有成千上万名儿童被跨国收养。

但当时罗马尼亚的收养体系毫无规范，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这让未经许可的机构有机可乘，收养过程乱象丛生。罗马尼亚国内曾流传 “被送往美国的孩子会被杀害，器官被贩卖” 的谣言，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像伊齐多尔・鲁克尔这样绝望的孩子渴望被收养。2004 年，罗马尼亚全面禁止跨国收养（祖父母收养除外）。

在英国，英罗收养项目（ERA）对罗马尼亚儿童被英国家庭收养后的情况进行了追踪。2003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2 月的初步调查显示，被收养的罗马尼亚儿童在发育上有所进步，但截至 11 岁时，“仅有少数儿童能在各方面正常生活”。

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国内的儿童福利机构改善进程极为缓慢。1996 年，奥拉・克雷塔生下一个男婴，因失业且丈夫离家出走，她别无选择只能将孩子送进孤儿院。当时，由于缺乏社会救助体系，弃婴问题依然普遍。直到 2009 年，BBC 新闻记者克里斯・罗杰斯仍报道称，罗马尼亚针对精神残疾者的收容机构依旧肮脏、拥挤，且严重缺乏必要物资。

这场由生育政策引发的悲剧，让数万罗马尼亚儿童付出了童年乃至一生的代价。那张定格苦难的照片，不仅是对一段黑暗历史的记录，更成为推动儿童权益保护的警钟 —— 任何以 “国家利益” 为名的政策，都不应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尊严与生命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