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小来找我，他曾是留守儿童丨记者过年

2026年2月12日，腊月二十五晚上，毛毛站在福州的一座天桥上。（南方周末记者翟星理|摄）

春节前几天，毛毛从绵阳来福州找我玩。

我该如何介绍他？我小学的同学、少年时代的球友、青年时代的旅游搭子，以及三十岁之后只见过两次面的发小。

2026年元旦之后，经过几次邀约，这场横穿大半个南中国的会面，就定在了腊月二十四。当天下午六点多，他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走出火车站，左手还提着一袋茉莉花茶，将近200斤的身躯在汹涌的人潮中，宛如深秋时节坠入湍流的一片枯叶。

那一幕，像极了2012年夏天我去福州火车站接他的画面。那时候我们刚大学毕业，满怀憧憬，一头扎进了时代的浪潮。

可是，和所有认识毛毛的人一样，我也没想到，这十几年他的经历竟然如此丰富。

“上班”

我和毛毛每次见面都有一个保留节目。我们称之为“上班”，实际上就是打台球。

根据多年的经验，台球厅上午的时段最便宜。能便宜到什么程度？在一个东南沿海省会城市的次中心地带，团购价两个小时19.8元，还给一张2元的优惠券。

我们上午九点多去“上班”，比台球厅的服务员去得都早，只能自己摆球。摆球的间隙，毛毛开始聊起过去几年的生活。

和我之前猜想的一样，他的创业之路荆棘遍布。

2021年夏天，我和毛毛见过一次，那时候他说想把家里给他准备的一笔钱先拿出来用。他看上了陕西汉中一个景区里的生意，想盘下两间小铺子，一间卖奶茶，一间卖烤肠、泡面、蛋挞之类的速食。

问题在于，这笔钱是他家里准备给他结婚用的。他当时也确实有一个处了几年的女朋友，因为女方的年龄比他大得实在太多，这段感情曾遭到他全家一致反对。他妈妈甚至给我打电话，让我劝劝他。

他和全世界僵持了一年多。我和毛毛的哥哥通过一次漫长的电话，挂断之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这就是他的命”。自那以后，他家里的态度逐渐松动，默许了毛毛的感情抉择，只求他赶紧结婚。

所以，2021年夏天他在我家里住了三四天，我们只去上了一次“班”，他妈妈、他哥几乎天天给我打电话，我实在没办法开开心心去“上班”。

那次毛毛也很不开心，但走的时候往我孩子枕头底下塞了两个红包。我看到红包，特别愧疚。他从汉中来我家，一两千公里，只是想好好玩几天，我真不该破坏玩耍的气氛。

从那以后，我就不问他的决定了，只能从朋友圈看到他的信息。他回到汉中就盘下了那两间铺子。有一次我们通视频电话，我看到他正在烤香肠。

2023年之后，他就经常不回复我的微信了，我一度怀疑他换号了。但有时候我出差，偶尔半夜看一下英超或者欧冠直播，给他发比赛信息，他时不时地还会回我一下。

2025年年初，也是在春节前夕，我在成都出差，半夜接到毛毛的电话。他说想把汉中景区的两个铺子转出去。我问他为什么，他支吾了半天，才讲出实情：原本以为疫情之后景区的客流量能回到2020年之前，可现实残酷无比，所以他盘算着，不如把这两间铺子兑给隔壁卖纪念品的老板。

他说，他不好主动开口去谈，以免对方杀价，问我有没有什么建议。我建议他先找个中间人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

第二天晚上，毛毛给我来电话，中间人说，卖纪念品的老板日子也不好过，早就想把铺子兑给毛毛了。

从那以后，毛毛就没再回复过我的微信，也不再发朋友圈，我甚至不知道他又去了绵阳开店。

“公平”

毛毛不姓毛。我们小学很多同学都已经忘了他姓什么，只记得毛毛这么个外号。

我要替我们这些同学辩解一句：如果你见过小学时期的毛毛，你也会发自内心地认同他只能叫毛毛，叫别的什么都会感觉没那么贴切。

他从小就一头天然的卷发，又不经常理发，无论从侧面、正面还是后面看，都像一个毛茸茸的布娃娃。

我们成了同班同学之后我才知道，他家离我家的直线距离只有三四百米。按理说，在1990年代的河南小县城，住平房、离得这么近的两个家庭大概率是相互认识的。神奇之处在于，我们的父母素无交集，甚至相互没见过。

我们一起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每个周末，不是我去找他就是他来找我，我们一起步行三四公里去湖边散步，一起踢球，一起攒零花钱买足球杂志。当时最畅销的足球杂志是《足球俱乐部》，一份好像卖5块钱，后来涨到了8块。

8块钱是一笔巨款，我们得攒一个星期。有一次实在攒不够，他就怂恿我去“偷”我爸兜里的零钱。我作了很久的心理建设，鼓足勇气，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第二天上早自习的时候把毛毛的早饭钱“偷”了。

我之所以没有反向怂恿毛毛去“偷”他爸的钱，是因为我知道他爸妈都不在家。也就是说，毛毛实际上在读初中前后就已经是留守儿童了。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所以，至少在我的视角里，毛毛成为留守儿童的过程相当“残忍”。

他有一个大他六七岁、无比优秀的亲哥哥。在堪称地狱级高考难度的河南，他哥哥考入一所985高校读本科，此后又硕博连读，博士毕业之后考进中央部委，不到四十岁官至正处，在北京分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毛毛的哥哥去读大学，他们的父母就去了哥哥所在的城市打工，专心供养。一个小县城的普通家庭，将有限的资源倾注向最有可能“成才”的孩子，似乎也无可厚非。可如今我也已为人父，仍然对这样的选择不能完全理解。

和毛毛一起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少年的，还有大他三四岁的姐姐。那时候毛毛的姐姐寄宿在学校，毛毛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回家，三顿饭都在外面吃，周末他姐姐回家才能给他做一顿饭。

所以我经常喊毛毛到我家吃饭。我们解锁了一些“重口味”美食，比如羊头、探花蛋。我们一起踢球，还自作聪明地琢磨出一个“绝招”。不过，在县城的野球场上，这些花里胡哨的动作首先会被群嘲，其次会被下黑脚，只能作罢。

初中读了一半，我就转学了，和毛毛不在一个学校了，学业压力越来越重，见面也越来越少。在有限的相聚中，他的穿着越来越粗陋，有一年冬至，下着大雪，他去我家吃饭，上身穿的是一件单层夹克，里面套着一件明显肥大的棕色手工毛衣。我妈明显动了恻隐之心，把羊腮帮子上的嫩肉从我碗里夹出来放到了他碗里。

2009年暑假，大一期末考试之后，我去北京找毛毛玩。他上了北京远郊的一所专科学校。第一天，我们和他哥、他父母一起吃了晚饭。晚上回到他宿舍睡觉，我终于问出了那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公平吗？

在身体、心理发育的关键阶段，在学习成绩即将分化的关键阶段，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如何独自面对这一切？

毛毛说，根源在于他成绩不好，他父母一辈子打工，能力有限。我说，这是结果，不是原因。毛毛说，互为因果。我有点恍惚，怀疑他是不是偷偷自学过逻辑学。

“折腾家”

毛毛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陕西一个煤矿上做安监员。我打电话问他，安监员具体要做些什么。毛毛说，大部分时间就是在矿洞口守着，数着进去多少人，出来多少人，人数要一致。

我缓了半天才慢慢接受这个现实：假肢制作专业的毛毛去煤矿当了安监员。我试探着建议他到福州找个工作试试。当时是2012年夏天，我刚进福州一家报社工作。

一个多星期之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两天之后到福州。我去火车站接他，那是一趟凌晨到站的绿皮火车。夜幕之中，毛毛拖着一个最大号的行李箱向我飞奔而来。

我们开始了欢乐的合租生活。日报每天出版，工作节奏非常快，早上九点开选题会，散会出去采访，下午三四点回报社写稿，晚上七八点交稿，下楼吃口饭，再回报社看一下版面。如果当天的报道上了A叠，还要等编辑编完版才算彻底完事。这还是比较轻松的节奏，一旦遇到突发，不管几点，编辑部就等着你交稿，不交稿都不好意思去吃饭。

所以工作日我几乎每天都加班，我回到出租屋的时候他多半已经睡下了。周末我们去附近高校的夜市上吃饭，完事就去打台球——工作之后体力疾速下滑，我们跑不动了，踢不了球了。

那几年，毛毛换过很多工作。他卖过蜂蜜，卖过白银，做过网络销售、网店客服，还做过一个快销产品的小代理。

我们年轻，我们恣意挥洒，我们相信到处是工作机会，我们笃定未来一定比现在好。

直到2018年下半年，毛毛决定离开福州，去陕西汉中奔现网恋对象。他们很快在爱河里不省人事。

毛毛的女朋友在景区经营着一个滑索项目。做过多年销售工作的毛毛发现，利润相当可观。但滑索项目一次性投入太大，并且审批程序严格，并不是毛毛创业的最优解。他在景区里转悠了一个多星期，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数量并不多的餐饮店铺。

景区餐饮服务一般是特许经营，可观的客流量和垄断地位之下，已有的经营者成为稳固的利益共同体，毛毛找不到入局的机会。直到2021年夏天， 积蓄即将耗尽的毛毛终于等来了景区扩建、餐饮一条街扩大招商的消息。于是，他动用家里为他准备结婚的钱盘下了两间铺子。

景区餐饮行业的命脉，就在于客流量。景区餐饮比市场价高出30%—50%不等，客群消费意愿本来就低，只有大基数客流量才能拉起足够多的客群数量。

可以说，毛毛目睹了2020年之前他所在景区餐饮业的黄金时代，而他入局之际，至少在这个景区，黄金时代就已经结束了。他踉踉跄跄维持到2025年夏天，一纸通知从天而降：景区有安全隐患，歇业整改。

毛毛就这么闲了三个多月。他在景区的投资刚刚回本，不敢再冒险。他做了一个最保险的决定：跟女朋友去了她的绵阳老家，租了她小区临街的一个小铺面继续做餐饮，生意不温不火，在保本和亏钱之间反复横跳。他自己总结了2018年从东南沿海远赴内陆这7年的创业经历：“吃不饱，饿不死。”

腊月二十五晚上，吃饭的时候他突然问我，视频UP主该怎么做。他对民用航空领域很有兴趣，每天看一两个小时的航迹图，能根据航迹图反推出机票价格，他经常能买到便宜的机票。我如实相告，我是一个纯文字记者，对视频不甚了解，但考虑到他的颜值，我还是诚恳地给出了唯一可行的建议：不要露脸。

我祝他创业成功，他却说“创业”这个词用在他身上不合适，他配不上这个词。他的理解是，做大生意的才能叫创业，他这样的最多只能算“折腾家”。

芸芸众生，又有多少人符合世俗世界对“成功者”的定义呢？普通如毛毛，庸常如你我，才是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

毛毛向我们告别，他要飞到北京和他父母、兄嫂过年。我要看孩子，没法去机场送他，只能送他到地铁口。他把我拉到地铁口的栅栏外面，鬼鬼祟祟地说：“我觉得我还是能露脸。你以前不是说我长得像亨利（法国足球明星）吗？”

我是说过这话，但后来我觉得他长得其实更像蒂亚戈·席尔瓦（巴西足球明星）。我只能真挚地祝福他，“露吧，上市敲钟一定要带上我”。

南方周末记者 翟星理

责编 钱昊平